原标题:北京大学教授建议实行10年义务教育。
来源:第一财经。
北京大学教授姚洋谈教育内卷：中考分流过早，建议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。
作家：郭晋晖。
[我国情况是技校教育水平比较低，农村60%到70%的技校学不到真正的技术。
【未来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数控机床。工厂要求技术学院大专文凭，初中毕业后进入职业教育。学生知识储备不足，达不到高级蓝领的要求。
从一线城市到偏远农村，教育焦虑席卷全国。如何走出内卷，构建真正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教育生态，是我国基础教育必须面对的难题。
新出台的双减新政拉开了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序幕，包括强化学校教育主体地位、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等一系列重大改革。
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表示，目前的教育改革政策还不完整。中国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考试社会的内部问题，就必须尽快系统改革教育体系，普及高中，实行十年义务教育。
他认为，只有一半的孩子能上普通高中，这是过早分流的，违背了中国产业升级的路径。初中文化水平难以满足智能制造业对高级蓝领的要求。所有孩子读完普通高中后，应该选择走职业教育路线还是大学路线。
推荐实行十年义务教育。
第一财经:你一直很关注义务教育改革的话题。此前，你提出将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，并在15年内普及高中教育。最近，你进一步提出实施十年义务教育。是什么让你改变看法？这能解决现实中的哪些问题？
姚洋:最近社会上有很多关于内卷的讨论。中央政府也出台了高标准的双减政策，对课外辅导和择校做了一些规定。但是政策体系还不完整，高中这个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规定还不清楚。
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学生学习太多，这是内卷。很少有人愿意内卷，但是每个人都被迫内卷。由于资源有限，升学不能只看自己的努力，还要看别人的努力，每一位家长都被迫把孩子放在跑步机上，跑得越来越快。
大量毫无意义的刷题浪费了孩子太多的时间，扼杀了他们的创造力。这种教育制度不利于创新社会的建立。
对于科学创造来说，智商是基础，努力也很重要。但死记硬背的教育进一步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，导致一些智商高、情商低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受到打击，难以发挥潜力。
教育把一些有才华的孩子培养成普通人，这是目前必须反思的问题。培养创新型人才，首先要从这些无用的内卷中拯救学生，减轻孩子和父母的负担。但是单靠打击课外班是无法实现减负的，课外补习很快就会化整为零，转到地下。
减负的关键是系统改革教育体制，实行十年义务教育。初中和高中合并为一贯制中学，严格规定不能择校，不能再有超级中学。
在美国择校的实验也是失败的，在中国这个考试社会更是毒瘤，超级中学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制度，它们通过掐尖来掐好学生，追求超高的升学率，也让那些没有进入超级中学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二流的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动力。
第一财经:你认为实施十年义务教育可以解决当前的教育内卷吗？
姚洋：是的要走出内卷，必须从教育制度改革入手，普及高中。如果中国财力不到12年，可以考虑减少到10年义务教育。一旦实行10年义务教育，家长就不能卷。
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，十年义务教育可以这样安排:小学五年，中学一贯制，初中和高中合并五年，初中随机分配学校，从根本上杜绝择校。通过这种方式，学生分布也比较均匀，好学生能带动后进生。小孩上小学前可以加个学前班，这样七岁开始上小学，十七岁中学毕业，上大学没问题。对大多数大学来说，十年义务教育的知识储备是足够的。一些顶尖大学如果对学生有额外要求，可以增加一年的预科。不上大学的孩子可以上中级专科，两到三年就业。这将彻底解决中学、小学和幼儿园的内卷问题。
不要过早分流学生。
第一财经:最近有关部门提出要坚持高中教育的职业普及率，认为这一举措可以为社会提供必要的劳动力，使经济保持合理的增长趋势。家长对此的理解是，中考分流后，一半的孩子上不了普通高中，进一步加深了教育焦虑和内卷。你认为中考分流能达到政策设计的初衷吗？
姚洋:过早分流孩子，根据学习成绩分为三六九是错误的。应该承认，每个14、15岁的孩子都有自我发展的希望。他们不应该通过分流来打击他们，而应该给他们希望，让所有的孩子都读完普通高中，然后他们的心智就会成熟，然后选择走职业技术路线还是大学路线。
未来中国的产业升级需要数控机床。工厂要求技术学院大专文凭，初中毕业后进入职业教育。学生知识储备不足，达不到高级蓝领的要求。
第一财经:德国学生决定是小学技术工人还是大学。相比之下，为什么你认为中国学生初中毕业后过早分流到职业高中？
姚洋:首先，德国的制度本身在国内受到了很多批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职业教育水平与德国有很大不同，我们无法学习德国。德国技校的教育很好。技校学生一周五天，三天在普通高中，只有两天在工厂。这样普通高中的知识就学会了，技术也真的学会了。
我国的情况是技校教育水平比较低，农村60%到70%的技校学不到真正的技术，技校教的知识和工厂需要的技能严重脱节。在德国，技术工人和大学生之间的渠道是开放的。当了工人之后，他们也可以上技术大学。德国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例不如中国。只有40%左右的学生进入大学，但30多岁时，60%到70%的人接受高等教育。但是，在我国，这个渠道是关闭的，大多数人成为工人后一生都是工人。
在德国做普通工人没关系，过几年就能上技术大学，成为有社会地位和可观工资的高级蓝领。我们学到了德国的分流，但没有学到德国制度的后半部分。现在学生分流后没有升迁渠道做蓝领，中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，尤其是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，是不公平的制度安排。
我一直呼吁工人有职级，向工人开放适合他们的技术大学，比如过去的半日制半全日制大学，给他们再次接受教育的机会。
教育体制改革是缓解焦虑的关键。
第一财经:中央近日发布的双减文件提出，要有效缓解家长焦虑，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。规范课外辅导是缓解家长焦虑的好方法吗？
姚洋:教育焦虑是当今社会非常普遍的情况。不仅大城市的父母焦虑，偏远地区刚脱贫的贫困户也焦虑。由于当地公立中学升学率不理想，一些贫困户尽最大努力把孩子送到昂贵的私立高中学习。如今，全社会都非常重视教育。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的问题，甚至会再次把刚脱贫的家庭带入贫困。
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能只抓皮毛，要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，而要从制度上解决问题。如果教育体制中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没有推进，只是对辅导班进行了严格的调查，那么家长就会选择化整为零，请私教，推高一对一的价格。有些家庭愿意付出这个成本，买得起，但经济差的家庭买不起。
就国际而言，韩国、日本等都曾禁止过辅导班，效果并不好，最后也只能再次放开。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是政府的约束，而是这些地区的大学成为普及教育。孩子上了大学之后，上补习班的孩子自然就少了，只有想上最好的。
